如果你在公共场合捡到了一个钱包，里面放着失主的邮箱地址，你是否会通过这个邮箱地址联系失主？
4年前，国外研究者Cohn等人以此开展研究，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率”度量40个国家的公民诚实度，并于2019年6月在国际顶级期刊《Science》发表了一篇令无数中国人感到震惊的文章——Civic honesty around the globe。该文章声称，中国的公民诚实度排在40个国家的末位。换句话就是说，中国成了这40个国家中诚实度最低的国家。
这项研究对我国声誉与国人形象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一经发布便在国内引发“抗议”。
Cohn等人研究排名部分截图
为了破除这项研究给中国公民加上的“错误滤镜”，体育外围平台APP周欣悦教授携手体育外围平台APP公共卫生学院杨芊教授等多位学者就此进行深入研究。最终，他们于2023年7月10日在国际顶级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NAS）上发表了一项振奋人心的突破性发现！
注：周欣悦教授为该论文通讯作者之一，杨芊教授为该论文第一作者。点击文末左下角的阅读原文，可查看论文全文。
他们用更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数据，证明中国公民的诚实水平比Cohn等人得出的研究发现要高很多。对于这一重大发现，国际顶级期刊Science近日展开报道。国外学者对中国公民诚信的“误解”，将正式得以纠正。
Science报道截图
那么在Cohn等人的研究中，中国公民诚实度排名为何会如此之低？周欣悦及其合作团队的研究，又是如何证实中国公民的诚实水平的？本期【科研】专题，一起来看这项提振“文化自信”的重要研究。
周欣悦，体育外围平台APP市场营销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们证实“电子邮件回复率”无法真实反映中国公民诚实度
周欣悦及其合作团队在研究中发现，Cohn等人的研究之所以得出了“中国公民诚实度排名最末”的结论，是因为他们未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社会规范，仅依赖“电子邮件回复率”作为衡量公民诚信的通用指标。
“‘人无信而不立’，诚信自古以来是中国人为人做事之根本，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公民捡到钱包后不选择以电子邮件联系失主，不代表他不诚实，因为他可能通过别的方式找到失主。”周欣悦及其合作团队认为，Cohn等人的研究结果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悖，且对不同实验现场的文化差异欠缺考虑，亟需通过进一步探索来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公民对“诚实行为”的界定差异。
基于Cohn等人的研究所引发的大量争议，2019年暑期，周欣悦及其合作团队启动了一项多中心（10个城市）的现场实验，联合来自15所大学的100多位教师、学生和外籍科研助理复制Cohn等人2019年的研究。他们不仅复制了Cohn等人论文的研究设计细节，而且还融入社会文化的视角，对其论文设计做了进一步补充和改进，包括补充了“钱包回收率”而非单一的“电子邮件回复率”作为额外的公民诚实度的衡量标准，以及实时观察丢失钱包的处理情况，事后对这些机构的员工进行正式调查，了解他们是如何处理的。
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率”和“钱包回收率”双重指标开展中国公民诚信度实验研究，周欣悦及其合作团队发现，如果仅用电子邮件回复率来衡量“诚实”，结论与Cohn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但电子邮件回复率（27.4%）远远低于钱包回收率（77.8%），说明 “电子邮件回复率”无法真实反映公民的诚实程度。由此可见，如果以“钱包回收率”来作为衡量指标，中国公民诚实水平比Cohn等人的研究结论要高很多。
他们在研究中引入文化维度，揭示Cohn等人研究的底层缺陷
为了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公民对“诚实行为”的界定差异，周欣悦及其合作团队在研究中引入了文化维度，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因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差异可能会影响公民在处理丢失钱包时如何确定行动的优先顺序，例如“主动地联系钱包所有者”或“被动地先替失主妥善保存钱包”。
在重新分析Cohn等人的研究数据后，周欣悦及其合作团队又发现了另一重要结论，即“电子邮件回复率”与国家层面的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负相关（r=-0.780，p<0.01）。
然而，他们在中国的复制研究结果显示，“钱包回收率”与中国不同区域的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正相关（r=0.456，p<0.001）。这一重要研究结论，不仅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集体主义文化内涵和外延的认知，还揭示了Cohn等人研究的底层缺陷，即中国公民对“诚实”的定义受集体主义文化影响，但Cohn等人在研究中对这一文化变量欠缺考虑。
周欣悦及其合作团队表示，在类似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中，表面上的保守、谨慎和自我约束比外在表现出的独立、社交和自信更受重视；群体功能需要行为约束、克制和服从。“等待失主来找”这样的被动行为意味着克制和自我约束，因而是成熟、有控制力的表现，更能代表诚实行为。而像“主动发邮件”作为一种追求自主的行为，会被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人们认为是不受鼓励的，从而不适宜于代表该文化下的诚实行为。
也就是说，中国公民受集体主义文化影响，在捡到钱包后，更倾向于先替失主妥善保管钱包，被动地等待失主来找。因为这才是中国人提倡的诚实行为。
这项研究将推动相关理论发展，提振“文化自信”
周欣悦及其合作团队的这项研究，解决了关于使用电子邮件回复率作为衡量公民诚信的唯一指标的争议，并引入跨文化视角，证明了在测量公民“诚实”的研究中文化考量的重要意义。他们以基于多个维度的科学研究，推翻Cohn等人研究的片面结论，指出在“丢失钱包”的研究范式中，集体主义文化下，公民所认可的“诚实”行为，应通过“保管钱包”来进行更恰当的衡量；而个人主义文化下，则应优先考虑建立社会互动和“主动联系”钱包所有者作为可取的表征。
“潜在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可能会塑造个人对社会规范的信念，从而驱动不同文化下与公民诚实相关的不同信念和行为。由此可见，使用单一的诚信指标，尤其是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指标，会低估集体主义文化中的诚信水平。” 周欣悦及其合作团队强调，在公民诚实的跨文化比较中，应采用具有文化敏感性和多维度的方法。
无论是在行为学研究还是跨文化研究中，周欣悦及其合作团队的这项研究都极具理论创新价值，也为研究方法与变量指标的创新设计提供了启发。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有利于消除国外学者对中国公民诚实度的“误解”，纠正“文化刻板印象”，大大提振国人的“文化自信”。
众所周知，公民诚实是维持有序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它反映了个人在履行公民义务方面的可靠性和道德行为，更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形象与声誉。若长期被外界误解“中国不讲诚信，中国公民诚实度低”，那何谈“文化自信”？若没有文化自信，又何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周欣悦及其合作团队的这项研究，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出“中国声音”。他们以基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心理与行为科学创新研究，为中国公民的诚实水平“正名”；以科学严谨的研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公民是诚实守信的公民。这是一项扎根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更是一项助推“健康中国”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振国人“文化自信”的研究，意义深远。
《Nature》杂志曾深度报道周欣悦教授的金钱心理学研究（图片来源：法国著名摄影师Julie Glassberg）
论文摘要
Cohn et al. (2019) conducted a wallet drop experiment in 40 countries to measure “civic honesty around the globe,” which has received worldwide attention but also sparked controversies over using the email response rate as the sole metric of civic honesty. Relying on the lone measurement may overlook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behaviors that demonstrate civic honesty. To investigate this issue, we conducted an extended replication study in China, utilizing email response and wallet recovery to assess civic honesty. We foun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 of civic honesty in China, as measured by the wallet recovery rate, than reported in the original study, while email response rates remained similar. To resolve the divergent results, we introduce a cultural dimension, 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 to study civic honesty across diverse cultures. We hypothesize that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could influence how individuals prioritize actions when handling a lost wallet, such as contacting the wallet owner or safeguarding the wallet. In reanalyzing Cohn et al.’s data, we found that email response rates were inversely related to collectivism indices at the country level. However, our replication study in China demonstrated that the likelihood of wallet recover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llectivism indicator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Consequently, relying solely on email response rates to gauge civic honesty in cross-country comparisons may neglect the vital 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 dimension. Our study not only helps reconcile th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Cohn et al.'s influential field experiment but also furnishes a fresh cultural perspective to evaluate civic hones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