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万余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9.8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1.5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在今年7月的2023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公布了这组关于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的最新数据。
近年来，国家大力引导中小企业实现“专精特新”发展。《“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力争到2025年，逐步构建起“百十万千”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按照此规划，预计整个专精特新企业累计产出水平将达到10万亿元-20万亿元的规模，这对我国经济稳定性将起到很好的基础支撑作用。”体育外围平台APP教授郭斌日前在接受《经济》杂志记者专访时如此表示。
那么中小企业如何才能实现“专精特新”发展？在郭斌看来，“数字化转型”和“科技创新”是两大重要抓手。
但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仅有25%的企业开展了数字化转型，一些“专精特新”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仍处在探索阶段，且存在认知误区。
专精特新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有哪些误区？对管理者而言又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重构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出路在何方？如何加快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围绕上述话题，长期研究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发展的浙大管院郭斌教授日前在专访中展开深入分析。
郭斌，体育外围平台APP创新创业与战略学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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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要“因企制宜”
作为增强我国经济韧性与活力的重要支撑，专精特新企业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实施数字化转型是必经之路。
在郭斌看来，对于数字化转型的认知，目前普遍存在两个误区，需要厘清。
一是很多数字化工厂和数字化企业的建设过于强调数字技术，认为引入大量的自动化生产线设备，再加上数据的应用，便做到了数字化，单纯地把数字化看作是数字技术在制造上的应用。
“它（数字化）只是一个工具和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它来提升企业的整体运营水平和效率，增强市场竞争力，并带来更多的业务增长。真正把数字化做好的话，要把信息技术融入到企业的业务运营和管理活动中。”他强调，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变革，还会对企业的文化、业务运营的基本方式，甚至商业模式产生影响。
二是很多中小企业担心数字化转型，因为不仅需要前期大量的投入，还要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郭斌表示，企业要了解，做数字化要与自身业务增长的需要结合在一起，不应该简单地复制别人的数字化工厂到自己的工厂里。如果使用这种复制的逻辑，失败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此外，如果企业自身的管理基础能力太薄弱，盲目地进行数字化改造，也很有可能发挥不出数字化投资的效果。
对此，郭斌建议，企业不妨采取渐进的方式，找到自身业务运营中最主要的瓶颈环节，并以此为切入点开展数字化转型，既能够降低短期投入成本，还能够通过市场回报来支撑进一步的扩展。
另外，企业也可以使用Saas、低代码等第三方提供的管理系统，将其与企业实施的管理策略相结合，在降低上云成本的同时，也能够更好地进行数字化改造。
就管理能力而言，郭斌表示，这是企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野蛮增长时代的逝去，中国正进入新发展阶段：增长速度变缓，并转向结构性的增长。如何提升企业内部的管理能力和管理基础、优化企业的管理体系建设已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的课题。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管理者和员工都要具备相应的对接能力。以管理者为例，首先，要具备从企业的战略和业务增长开始的数字化规划能力；其次，从实施的角度讲，要具备变革管理的能力，因为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比较大的变革，涉及企业的方方面面；再次，要具备将IT技术和业务相融合的管理能力，既能够理解IT技术，又能够了解业务本身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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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性价比做到极致
受逆全球化抬头、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正在加速重构。在此背景下，随着劳动力成本上移，中国企业单纯依靠人口红利难以持续发展，未来发展的出路在哪里？
郭斌给出的答案是：充分发挥把性价比做到极致的优势，并将这种能力复制到海外市场。
他认为，专精特新企业基于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定位，能够很好地将市场响应的灵活性、高品质的要求和成本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有些专精特新企业，虽然没有品牌知名度，或者有品牌但没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但在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竞争中，具备把性价比做到极致的优势：在同等质量的情况下，做到产品价格最低；在同等价格的情况下，做到产品质量最优。
“把性价比做到极致，是中国企业独有的一种优势，西方的很多企业做不到，因为它们的定位逻辑是高质高价。”郭斌表示，我国企业能把性价比做到极致，是因为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具备完备的产业链。此外，我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单体市场，本土市场规模巨大，能够为发展规模经济奠定基础，还是大型新兴经济体，拥有高度分割的市场。
“拿手机来说，不管卖得多贵，或者卖得多便宜，在中国的每一个市场定位里都有大量的需求。这在西方的发达市场里是观察不到的，它们往往很少有细分市场。这种独特的市场情景是大型新兴经济体独有的优势，很难被复制。而且，中国企业还可以根据本土的需求进行市场化创新，比如，研发出双卡双待手机。”他进一步解释道。
“稳链强链”已成为当前应对国际形势变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产业链应该锻造什么能力呢？郭斌教授提出一个概念， “价值敏感型的性价比”。
“中国制造有两个性价比，价格敏感型和价值敏感型。与前者相比，后者除了要看成本，更要看品质是否稳定。” 郭斌团队此前曾在调研企业的过程中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些国外的客户把撤走的订单又转回来了，原因就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品质没有我们中国产品这么稳定。
面对当前产业链重塑的格局，郭斌认为，从企业来看，聚焦提升价值敏感型性价比开展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这样构建的产业链是在未来竞争中最具优势的。
从发展的角度看，郭斌表示，未来有两个复制经验的机会。一个是复制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非洲、东南亚等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与中国相似，未来会走到与中国经济发展类似的轨迹上。
我国经历过购买力不足的时代，无法承受高质高价的定位，非常了解这样的区域市场的需求，因此要抓住扩展的机会，把中国这40多年来累积的制造能力和经验复制过去。全球有70多亿人口，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并不处于发达市场，这部分的人口和市场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
另一个是复制到欧美市场。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西方市场对价格开始敏感起来。欧美的一些企业开始关注性价比的产品，因为B端的企业有控制成本的需求，C端的用户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增强购买力。西方的跨国公司擅长做高质高价的产品，不擅长拼性价比，这就为中国企业发挥把性价比做到极致的非对称优势，扩张市场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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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创新策源能力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在创新能力方面，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共设立国家级、省级研发机构超1万家，平均研发人员占比达28.7%，平均研发强度达8.9%，平均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5.7项。
“相当一部分‘小巨人’企业涉及的产品或业务领域往往与关键核心技术紧密相关。”郭斌说。
尽管我国涌现出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从企业端弥补了某些关键领域的短板，但这远远不够。整体上，我国在集成电路、光电显示、精密仪器、工业软件等领域仍然“卡脖子”，特别是从0到1的技术还掌握得太少，亟需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郭斌表示，加快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增强原始创新能力，首先要充分利用中国独有的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以高铁技术为例，从技术起点看，日本最早研发出高铁技术，并于20世纪60年代建成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东海道新干线；从技术积累角度看，日本川崎重工、加拿大庞巴迪等企业比我国企业拥有更好的技术积累。但如今，我国高铁技术已经赶超其他国家。
究其原因，一是其他国家缺乏广阔的市场应用，而我国拥有海量的内部市场，能够不断提升内部的需求能力，客观上为企业提供了试错机会，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二是高铁技术具有长期价值，但短期内不太能够获得经济回报。在这一点上，其他国家投资以短期目标为导向，纯粹依靠市场机制运行，不利于发展高铁技术。但我国则能够发挥制度优势，先后动员1万多家企业和科研机构参与技术研发，后发赶超。
其次，中国的顶尖大学需要重回象牙塔，考虑如何推动科学前沿发展。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的顶尖大学做了大量围绕企业需求的科学研究，离市场太近，离科学太远。“科学的发展需要超脱短期的、纯粹的市场需要。与技术发展的逻辑不同，科学的意义在于利用想象力，不应该有所限制，因为最有可能的那些答案往往在各个方向，甚至人们认为不可能的方向上，不断试错，才会出现。”
郭斌强调，“以前因为发展环境比较好，我们可以从外部购买技术、引进技术。但接下来，没有科学的支撑，我国技术想要上一个新的台阶几乎不可能了。如何建立起发展科学、推动科学前沿的体系，是中国大学，尤其是顶尖大学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信息来源：《经济》杂志 记者/马明
